(东西问)井口淳子：中国民间说唱“活的文化”如何触达内心？
中新社北京5月6日电 题：井口淳子：中国民间说唱“活的文化”如何触达内心？
中新社记者 高凯
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，不仅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引起人们广泛兴趣，丰富多元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。日本民族音乐学家、大阪音乐大学教授井口淳子，就是一位对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有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外国学者。
井口淳子曾长期在华进行田野调查，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中国民间说唱进行艺术研究，以“他者”的眼光观察中华传统文化。她将中国民间说唱艺术视为农村地区的“口头传统”，认为这是一种极具价值的“活的文化”。
井口淳子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，分享自己在这一特别研究领域的发现，回望在华深入田野调查中的“遇见”和“感动”，讲述对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思考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对中国民间说唱艺术这一相对“窄众”的领域产生兴趣，下决心对其展开研究？您从中发现了什么？
井口淳子：1987年我就读大阪大学民族音乐学专业研究生时，了解到中国有300种以上的曲艺曲种，而日本只有几种古典说唱艺术。中国如此繁多的曲种是怎么发展而来的？各自有怎样的特点？而作为文化同源的艺术，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相通相似之处？我一下子冒出很多问题，而且据我当时的了解，这其中包含很多源自中国农村的曲种，说实话很让我吃惊。以上种种激发了我的兴趣。
为研究中国民间说唱，1988年-1995年我先后五次来华进行田野调查，将流传于河北省乐亭县、滦南县的“乐亭大鼓”这一说唱题材作为研究对象，探讨包括说唱在内的农村口传文化。1993年-1994年，我以北京为基地，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文献资料调查。
民间说唱艺术在中国农村基本以口头传承为中心，不需要文本书词。长篇说唱的即兴性很强，可以插入“笑话”。根据场合的不同，书词也会发生生动的变化。说唱和听众的相互作用非常活跃。
我于《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——说唱的书、文书、表演》一书中，对乐亭大鼓的长篇书词“淌水”进行了详细分析。在“活的艺术”这一点上，被称为“淌水”的演唱者采用了能够自由变化的书词，明确了什么是固定的，什么是变化的。
但是，口头传承并不意味着这些艺术没有受到《鼓词》《大鼓词》等刻本的影响。中国农村的说唱艺术作者中也有“作家”，他们整理旧版本，创作新书目。
井口淳子著《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》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说中国民间说唱文化是一种“活的文化”，请问所谓“活”是指哪些方面？作为一种文化，总有核心内容是一直传承的，您认为其中不变的核心元素有哪些？
井口淳子：比如，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剧目，说书先生不会改变故事和书词的核心部分，但会用吸引现代人关注的方式进行创新表达。演出位于城市气派的书场书馆还是农村的广场、表演仅限一天还是连续多天、听众是怎样的人、现场反应如何等，根据这些不同的因素，表演者最终的呈现会有很大不同。越是出色的演出者，越善于做出各种灵活多变的调整。
这种“演出”自古以来就是民间说唱文化吸引人们的核心。不是固定的“文艺作品”，而是作为表演艺术而存在，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演出。我认为这是说唱文化的精神内核，其文化魅力不仅跨越国界，也能触达内心。
河南许昌，民间说书艺人在许昌县杜寨书会上表演。中新社发 牛书培 摄
中新社记者：您提到，“用自己的眼睛看对方国家，直接交流是很重要的”，在中国进行多年田野调查过程中，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？
井口淳子：中国农村有很多生活经历丰富且极富才情的“作家”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浓墨重彩。比如我田野调查期间遇到的张建国先生(1939-2018年)，不仅精通乐亭县的影戏、大鼓、评剧三种民间艺术，甚至还自己创作脚本。
说书先生和伴奏者中有很多拥有丰富知识和品德高尚的人，他们是研究人员的老师。我通过和他们打交道，了解到中国民间说唱中根植于生活深处的“笑话”源头。比如我遇到的一位盲人伴奏者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辛，但对他人、对生活反倒愈发宽容善良。这让我感到，艺术的传承在内涵上永远离不开人性的温暖。
我早年在中国农村做调查研究时，因为在读硕士研究生，手头没有多少积蓄，对受访者完全谈不上有什么物质上的回报，但当地农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为我们准备了一切。回到日本后，我了解到当时我做调查的冀东地区曾在战争中遭受日方的严重破坏，但当时的村民们并没有对我提及往事，中国农村百姓的宽容之心让我至今深受感动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中国民间口传文化的鲜明特征为何？中日两国口传文化有何差别？
井口淳子：同日本口传文化相比，中国各地方言都有不同的曲种，语言和音乐的结合性很强。和古典的书词一样，中国民间说唱的新书目也在不断被创作出来。在日本，由于社会氛围过于尊重古典作品，很难产生新的剧本。
我觉得中国的曲艺已成为民众文化、娱乐和生活的一部分，戏剧、乐器和音乐类型等经常发生变化。日本的“能”与“狂言”有约650年历史，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(曲艺剧)有约400年历史，但日本几乎不使用新的乐器。就像中国唐代乐器如今依然存在于日本雅乐演奏中一样，日本有着“保存原样”的强烈倾向。
比如，人形净琉璃的义太夫节是日本代表性的说唱音乐，脚本、音乐、太棹三味线都与江户时代一样没有变化，用丝线的弦珍惜地保持着微妙的音色。虽然也有新剧本，但是人气剧目是17、18世纪的故事，初学者看日语字幕欣赏。
日本歌舞伎表演。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
中新社记者：中日一衣带水，音乐交流源远流长。您如何评价历史上两国的音乐交流及其对文化往来产生的影响？
井口淳子：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，首先是中华文化传到日本，日本在接受影响的同时完成了本地化。以古琴乐谱为例，日本简直就像中国的文物保管仓库一样，古谱和正仓院的乐器等现在仍可以在日本见到，传统音乐交流是两国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近年来，音乐学、民族音乐学等专业的硕博中国留学生突破了中日两国语言的壁垒，发表了很多优秀研究成果。我十分期待今后有更多中国人研究日本音乐，更多日本人研究中国音乐。
因为本文化研究和异文化研究在其视点、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，日本人在研究日本音乐的时候，往往会拘泥于细致的主题和问题，有难拥有广阔视野的倾向。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尺八和日本筝的时候，自然会产生比较的视点。
除了传统音乐，今天游戏音乐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也在证实“文化容易跨越国境”。比如中国的人气游戏在日本受到欢迎，游戏中展现的京剧等中华文化吸引了日本年轻人。
中新社记者：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，能否从您的研究出发谈谈您对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感受？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应从哪些方面予以加强？
井口淳子：在民间交流层面上，了解“等身大”的对手是很重要的。我的新书《送别的饺子：中国·城市和农村肖像画》(2021年京都：灯光舍)，描写了在华30多年田野调查中遇到的难忘人物，记述了与河北、宁波、厦门、湖南等各地男女老少的相遇和离别。这本书意外地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，我看到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想：“中国人在严峻的时代和环境中也对他人热情、豁达、富有魅力”。
《送别的饺子：中国・城市和农村肖像画》 (日语)
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，继续加强民间交流、加深对彼此的理解，有助于两国深化人与人之间的友谊，帮助两国更好面向未来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井口淳子(IGUCHI Junko)，大阪音乐大学音乐学部教授(音乐学，民族音乐学)。文学博士，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后。主要研究课题有“对中国的音乐以及艺能的研究”“近代亚洲洋乐史”。主要著作《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—说唱的书，文本，表演》(2003 厦门大学出版社)《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—东西艺术融合交汇的剧场空间》(2015,上海人民出版社)《流亡者们的乐坛—上海租界的音乐与芭蕾》(2021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)、《送別的餃子—中国都市与农村肖像画》(日)(2021 京都：灯光舍)